酒吧857暗示什么意思以及857暗示什么意思污

最近，长沙一00后女孩小媚（化名），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

然而，检查报告刚出，小媚就被医生当场下了病危通知书。

年纪轻轻的她，肠道竟然被检查出“破烂不堪”。

听到医生的长叹，小媚内心不敢相信，情绪一度崩溃，自己才二十一，怎么可能？

她抓紧安排住院进行治疗，渴求自己会遇到奇迹。

可惜，奇迹并没有出现，一个月之后，小媚就离开了人世。

才二十出头，肠子就烂透了，小媚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背后的原因让人震惊。

原来，小媚这两年来，一直过着“857”的生活。

“857”是一个网络热词，

顾名思义，每晚8点去蹦迪，一直嗨到凌晨5点，一周7次，也就是天天都去。

小媚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因为生活压力过大，她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都会扎在夜店里，喝酒蹦迪。

原本只是为了释放压力，不成想，这样的解压方式反而透支了她的身体，直接要了她的命。

然而，小媚的经历还不是个例。

长沙市湘雅医院的医师透露，她曾经在一天内接待了三个这样的患者，肠道溃烂，难以医治。

此前，29岁的小磊（化名），因为工作屡屡受挫，心情郁闷的他打算一醉解千愁，通过喝酒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于是，一周好几晚他都在酒吧里待到凌晨。

久而久之，去夜店蹦迪喝酒就成为了他日常释放自己的活动。

前阵子，工作完的小磊和往常一样，与朋友相约去蹦迪，结果还没跳两下，他就直接晕倒在舞池中央。

而后，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发现，小磊的情况也和小媚差不多，但幸运的是，他还有得救。

对于这种情况，医生无奈直言：天天857，铁打的血管也受不了。

压力过大，通过蹦迪释放，其实没有问题。

但凡事过犹不及，释放过度其实已是放纵，而以身体为代价的放纵，真的会要命。

前一阵子，浙江一位孕妇董女士猝死的新闻令人悲痛。

那天早上，董女士的婆婆喊董女士起来吃早饭，

但喊了好几声，却发现儿媳妇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婆婆觉得奇怪，便进房间喊董女士，

然而，走近一看她发现董女士就躺侧卧在被窝里，没了呼吸。

而董女士的眼睛，还一动不动盯着手机屏幕内的购物APP页面上。

事发后，经法医鉴定，董女士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引起过度疲劳，突发心源性疾病猝死。

据董女士的丈夫透露，他和董女士有两个孩子。

每天晚上，董女士照顾两个孩子睡着后，才有自己的时间。

为了缓解一天的疲惫，董女士就会躺在床上玩手机，刷社交软件、购物软件，

常常刷到凌晨一两点，熬夜已成常态。

但就是这样一个睡前的习惯，让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破灭了。

近年来，熬夜“猝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几乎被工作、家庭占据所有时间，

一天下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刻。

于是我们开始报复性熬夜，这样就好像今天还没有完全过去。

一如一名网友调侃：

“报复性熬夜更像是一种反抗，牺牲自己的健康，反抗家人、同事、领导、社会施加给自己的不自在，实际上却是生活中的一种无奈。”

生活无奈，通过报复性消遣释放压力，不仅不能对身心起到积极作用，

长此以往，报复性消遣成了恶习，报复的最终还是自己。

有句老话说得好：在疾病面前，人都一样脆弱，到最后，人与人拼的就是健康。

生活压力是大，但除了报复性消遣与娱乐，缓解压力其实可以通过更健康的渠道。

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际，钟南山院士挂帅出征。

彼时已是82高龄的他，身体却很好。

健步如飞的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定住了全国人民的心。

同样，钟南山院士也曾因为工作连轴转，没有自己的时间。

2004年，因为身体不堪重负，钟南山院士一度患上心肌梗塞，在身体里放了一个支架。

那时，他意识到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钟南山院士开始通过健身以缓解身心的疲劳。

多年来，他也一直坚持着每周两三次包括慢跑、单双杠、室内划船的运动习惯。

所以，在危难之时，他拥有足够健康底气和力量奔赴一线。

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也曾因为写不出文章而倍感压力，整夜睡不着觉。

为了缓解烦闷，他吸了一包又一包的烟，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抽60支烟。

然而时间长了，他反而觉得精神更不如从前了。

察觉到不妙之后，33岁的村上春树开始出门跑步，迄今为止，他足足坚持了三十余年。

而在坚持跑步之后，村上春树不止减小了压力，他还逐渐戒掉许多陋习，发福的身材也因此瘦了下来。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写下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他在书中提到：“一定要让你的身心，适应你的事业。”

是啊，即便工作再好，身体跟不上了，也是无济于事。

诚然，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疾病更可怕，重病缠身之时，你才会看清，我们平时想要的许多东西，都很虚幻。

就像复旦患癌女博士于娟说的：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

人生苦短，或许这短暂的人生还满是坎坷，所以常常会让人倍感压力，这其实都是正常的。

但一定要记住，人生再难，在生死面前，一切其实都不算什么了。

一、关于“县官”的学术史

“县官”一词，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仅两现。一为《墨子·杂守》：“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即急先发。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谒，勿听。入柴勿积鱼鳞簪，当队，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1]一为《史记·范雎列传》：“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器多于王室。”[2]时当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出土材料方面，睡虎地秦简所出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四月南郡郡守腾颁布的《语书》中，也提及“县官”：“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整理小组注释：“县官，县中官吏。”[3]

秦汉以后文献中则大量出现“县官”一词，如《史记》中含注共出现36次，《汉书》中含注共出现82次，《后汉书》中含注共出现28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21次（加三家注共22次）和23次（加颜师古注共24次）。[4]

关于县官的含义及来源，《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家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5]

说县官指天子，天子与国家义同，县官一词缘于夏代王畿内县即国都之制，王者“官”天下，故称县官。《汉书·霍光传》：“（霍）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县官谓天子。[6]

《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刘）宇谓中谒者信等曰：‘汉大臣议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辅佐天子。我见尚书晨夜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今暑热，县官年少，持服恐无处所，我危得之！’”颜师古注引张晏曰：

不敢指斥成帝，谓之县官也。[7]

清代刘宝楠《愈愚录》卷四“县官”条总结秦汉时期“县官”有三义：

（1）秦制，县令称县官。《史记·范睢列传》“秦王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是也。（2）然《李斯列传》云：“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此县官当谓天子，盖不敢斥言，而托词于县官也。汉武帝时，言利之臣赋敛无度，一切取民，亦托词于县官。《平准书》：“大将军击胡虏，数万人衣食仰给县官”……县官并指天子，此必当时旧文，故太史公承用之，所以着其实也。班、范书亦称县官……李贤注《刘盆子传》云：“县官谓天子也。”案：二史所称县官，皆是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语，疑亦当时原文。（3）《汉书·两龚传》：“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绥，舍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县官？’遂于家受诏。”《后汉书·刘矩传》：“为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县官谓县舍，犹学官之比。《汉书·循吏传》：“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师古曰：“学官，学之官舍也。”《传》又云：“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此别一义。[8]

其一，秦制的县令称县官。其二，汉代的县官指天子，是当时人用语，前三史是照录当时人的说法。其三，汉代县官还有县舍的含义，犹如学官。

清朝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五在讨论《礼记·王制》时案：

郑意以《周礼》未尝名国都为县，《商颂》但言邦畿，而《夏书》已有“酒荒于厥邑”之文，因通邑于县，以为夏时之称。陈氏祥道引《周礼》有在乡之县，有在遂之县，有采邑之县，有间田之县，故王畿统谓之县。其说近之而义未尽。《周礼》：“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邑县地至小。而《诗》《书》多称国都曰邑：《汤誓》“率割夏邑”，《立政》“其在商邑”，《周书》“用附我大邑周”，及诸言“作新大邑”“宅新邑”是也。《诗》：“商邑翼翼”“作邑于丰”，无云县者。《史记》：邹衍名中国曰“赤县神州”。《始皇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㝢开县”，皆承邹衍之遗，名天下曰县。《绛侯世家》：“盗买县官器。”《索隐》：“县官谓天子。”疑秦汉之际乃有此称。经云“天子之县内”亦汉时语也。郑据夏时言之，似属无征。[9]

郭嵩焘认为，商周时称邑，不称“县”，郑玄认为邑通县，故说“县内是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但这种说法缺乏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始将中国称作“赤县神州”，因此，秦始皇以后的“宇县”“区县”“寰县”“瀛县”等说法，都是承袭邹衍的遗绪，把“天下”称为县。《索隐》“县官谓天下”的说法也缘于此，当最早出现在秦汉之际。《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之县内”也是汉代人的说法。换言之，郭嵩焘认为《王制》的成书晚至汉代。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中井积德曰：县官犹言公家也。本郡县人之言，指各处县治而言，遂转为指国家之言，是后世官府文字之类，难据文义作解。张文虎曰：《索隐》“夏官”二字疑衍。[10]

中井积德认为，县官意为公家，是郡县人称县治之语，遂演变为代指国家，属于官府文书用法，很难根据文义加以解释。张文虎怀疑“夏官”是衍字。从其“难据文义作解”可以看出，中井积德的观点属望文生义。

赵伯雄认为，《墨子·杂守篇》和睡虎地秦简中的“县官”指县一级的官吏，到了两汉，在《史》《汉》等书中，才开始转变为国家或天子义。两周金文里的县字还看不出与地域区划间的关系。《周礼》中的“县”不指国都。孙诒让说《周礼》的县鄙“皆公邑也”，是天子、国君直接统治的“邑”。在战国秦汉时人心目中，“县”与天子、君主的直接统治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季秋纪》里说：“是月也……合诸侯，制百县。”百县与诸侯对举，显系指天子直辖的地方而言。汉代“县官”一词可能就是从这种“县”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汉人所说的县官，其初义是指中央政府或国家，后加以引申，才出现了代表天子的含义。[11]

张家山汉简中也大量出现“县官”一词。如《二年律令》简4—5：“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㝡（聚），弃市。贼燔寺舍、民室 屋 庐 舍、积 㝡（聚），黥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简4）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简5）”整理小组注释：

官府，官衙。县官，指官方。[12]

综上，先秦时期三条史料中的“县官”均指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县的官府或官吏。汉代文献中的“县官”多数指天子或国家，但个别情况下也指郡县之县的官府或官吏。

二、秦始皇改“王室”“公室”为“县官”

2009年，里耶秦简整理者公布了一方木牍，内容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的名号更替汇编，其中有两条规定：

……

诸官为秦尽更。AⅩⅫ

故皇今更如此皇。AⅩⅧ

……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AⅩⅫ

毋敢谓巫帝曰巫。AⅩⅩⅢ

……

王马曰乘舆马。AⅩⅩⅤ

泰【王】观献曰皇帝。BⅠ

天帝观献曰皇帝。BⅡ

帝子游曰皇帝。BⅢ

王节弋曰皇帝。BⅣ

王谴曰制谴。BⅤ

以王令曰【以】皇帝诏。BⅥ

承【命】曰承制。BⅦ

王室曰县官。BⅧ

公室曰县官。BⅨ

内侯为轮（伦）侯。BⅩ

彻侯为【死<列>】侯。BⅪ

以命为皇帝。BⅫ

受（授）命曰制。BⅫⅠ

□命曰制。BⅩⅣ

为谓□诏。BⅩⅤ

庄王为泰上皇。BⅩⅥ

……

王宫曰□□□。BⅩⅨ

王游曰皇帝游。BⅩⅩ

王猎曰皇帝猎。BⅩⅪ

王犬曰皇帝犬。BⅩⅫ

……（8—461）[13]

由此可确定，“县官”的称谓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将“室”和“公室”改称为“县官”。[14]

“王室”“公室”常见于先秦文献。王室最初仅用于周天子（也称周王），公室则为诸侯国国君称公者所用。例如《尚书·微子之命》：“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孔安国传：“敬哉，敬其为君之德，往临人，布汝教训，慎汝祖服命数，循用旧典无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15]《史记·周本纪》：“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16]正如孔安国所传，以上的王室均指周王室。《左传》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17]这里的公室则指鲁宣公。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势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僭越礼制，先是称“侯”“伯”者僭越称“公”，至战国中后期又僭越称“王”。如《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18]秦孝公时尚称公，其子惠文君继位三年（公元前335）时就改称“王”。次年，齐、魏两国也不甘落后，改称“王”，即齐威王、魏惠王。随后，秦王便改称“王室”。如《史记·穰侯列传》：“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19]但“公室”可能依然沿用。如《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谏逐客书》：“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20]

睡虎地秦简中亦出现“王室”“公室”之语。如《法律答问》简103：“‘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21]这里的“公室”也是代指秦国家，“公室告”相当于后世的公诉。因此可推测这条法律应当是秦国君未改称王时制定的法律。此外，《法律答问》还有两条关于王室的法律解释。简28“可（何）谓‘盗埱’？王室祠，貍（薶）其具，是谓‘[22]这两条相关法律当是秦国君改称王后才出现的法律。因此，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中的“公室”当为秦国国君称公时对秦公及其家室的称呼，“王室”则是秦僭越称王后对秦王及其家室的称呼，但“公室”的称号应当没有禁絶，有时人们仍习惯性使用。

现在，随着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下令将“公室”“王室”的称号改为“县官”，其动机是什么呢？《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3]

秦始皇认为自己完成了“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丰功伟业，亘古未有，如果“名号不更”，就无法彰显自己的成功，传颂于后世。于是在群臣意见基础上，将自己的称号从“王”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并废除谥号，以数计。正如以往学者所论，里耶秦简8—461记载的内容应当也是秦始皇统一后关于更定名号的规定，秦始皇更定名号的范围远远超过《本纪》所载，《本纪》衹是择要记载。因此，正如“王”代表秦统一前的秦王，“皇帝”代表统一后的秦皇帝一样，“王室”“公室”代表的也是诸侯国君的秦王，“县官”则代表的是统一天下后的秦皇帝。

顺带提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秦汉时期完全不见“皇室”的称呼，偶见“帝室”的称呼，如《史记》仅注中出现1次，《汉书》中出现7次（若加注共10次），《后汉书》中出现3次。由此可知，“帝室”的称呼是西汉中期以后才渐多起来的，但远比不上“县官”出现的次数，也就是说秦汉时人仍惯用“县官”的称呼。关于帝室，《汉官仪》卷下：

帝室，犹古言王室。[24]

表明帝室其实和统一前的“王室”、统一后的“县官”义同。

那么，秦始皇君臣为什么会选择“县官”的称呼呢？“县官”与“王室”“公室”相比，其高大上在哪里呢？

三、“县官”一词源于“四海九州县内”的“天下”观[25]

前引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县官”的解释，应本于《礼记·王制》[26]及郑玄注。《礼记·王制》对世界和王制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27]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

外诸侯，嗣也。[28]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29]

郑玄注：

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国九者，三公之田三；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其余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又三为三孤之田；其余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其余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30]

《王制》说四海之内为九州，每州千里，每州有大（百里）、中（七十里）、小（五十里）封国二百一十个；天子所居独为一州，称“县内”，有大、中、小封国九十三个。四海“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县内也称作甸。县外的八州也称作采，王设方伯进行统治。县内和八州的采形成九州。县内和八州内也实行分封，但县内分封的诸侯其性质为禄，八州即采分封的诸侯是嗣。九州之外是流，是王统治之外的区域。九州加流就构成了四海。四海、九州、县内、采、流即《礼记·王制》所构架的世界。

图1.《礼记·王制》的四海、九州、县内示意图

以下材料可以佐证“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在汉代影响很大。《盐铁论·地广》载文学语：

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均调，而徭役不劳也。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31]

《白虎通·京师》：

禄者，录也。上以收录接下，下以名录谨以事上。《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视公侯，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士视附庸……天子之县内，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诸侯入为公卿大夫，得食两家采不？曰：有能然后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后食其禄，所以尊贤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辅佐，得两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32]

两书均沿袭了“天子居县内”“县内方千里”的说法。但《礼记·王制》说“九州三千里”，而《盐铁论》所引《禹贡》则说五千里，表明当时人对天下、世界的认识已经扩大。

此外，《说文》宀部：

寰，王者封畿内县也。从宀，瞏声。户关切。[33]

《礼记·王制》“天子县内”的观念当源于《逸周书·作雒》。其文载：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雒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扑，州里俾无交为。[34]

说周公时在雒邑建立东都，“为方千里，分以百县”。这一观念流传甚广。《说文》邑部：

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从邑。君声。[35]

此外，《风俗通义·佚文》：

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者，群也。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县，平也。[36]

此段佚文辑自《意林》、《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艺文类聚》卷六、《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天中记》卷一三，可见流传之广。《说文》文字几乎和《风俗通义·佚文》相同，不排除《风俗通》抄自《说文》，也不排除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文本来源。此外，《吕氏春秋·季夏纪》：“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高诱注：

周制，天子畿内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周时县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耳。此云“百县”，说周制畿内之县也。四监，监四郡大夫也。[37]

由此来看，《逸周书·作雒》以及《礼记·王制》在汉代应被奉为圭臬。

四、驳“县官”源于邹衍“赤县神州”说

如前所述，清人郭嵩焘《礼记质疑》在探讨《礼记·王制》时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不符合《周礼》。周的王畿制度，四井为邑，邑36家；四甸为县，2304家。[38]邑、县的规模都很小，因此，县不可能是国都、王畿。《诗》《书》中均将国都称作“邑”，无称作“县”的，所以他怀疑“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很可能缘于邹衍。邹衍把中国称作“赤县神州”，所以，《始皇本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㝢开县”都是“承邹衍之遗”，把天下称作县。他认为县官的说法是秦汉之际才有的，《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之说也是汉代人的说法。郑玄说是夏制也是无稽之谈。

邹衍“赤县神州”的说法见载于《史记》《盐铁论》《论衡》等书。其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士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司马贞《索隐》：

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将有裨将，裨是小义也。[39]

司马迁所述邹衍九州说认为，天下由九州组成，每州内又有九州，故共有九九八十一小州。九州外由裨海即小海环绕，州与州之间不相连。中国为其中之一，叫“赤县神州”，又分为九州，就是大禹所序九州。大九州外又有瀛海即大海环绕，瀛海的边界就是“天地之际”，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但是，其说有不可解之处，如说“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如果中国外还有九个州的话，那么总共有十州，小州就有十个，而不是九个。所以杨希枚认为“九”是“八”之误。

《盐铁论·论邹》的说法比《史记》简略：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古，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絶陵陆不通，乃为一州。[40]有大瀛海圜其外，[41]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着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42]

《史记》所说的“天地之际”在这里也被称作“八极”。但是，“分为九州”的“州”是指赤县神州再分为小九州，还是天下分为九州，即其说“絶陵陆不通，乃为一州”的大九州，不甚清楚。依“大瀛海”的说法，八十一州之间是否有小瀛海也未详。

《论衡》有两处谈到邹衍的大九州说。《论衡·谈天篇》：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僞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43]

此处说天下九州，赤县神州在东南角，又分为九州，即《禹贡》九州。大九州，每州之外有“裨海”。圜大九州之外有瀛海。《论衡·难岁篇》：

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虚。地形难审，假令有之，亦一难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议，直雒邑以南，对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岁耳。雍、梁之间，青、兖、徐、扬之地，安得有太岁？使如邹衍之论，则天下九州在东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岁？[44]

《论衡》所述邹衍说是：天下共有九州，为大九州，州与州之间为海所阻隔。中国为大九州之一，称赤县神州，其内又分九州，为小九州。

可以看到，邹衍的“大九州说”是在《禹贡》九州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因此时代肯定晚于《禹贡》九州说。《禹贡》九州的世界范围是九州（中国）—流（荒）—四海，中国九州居于天下之中。邹衍的“大九州说”，世界范围远远扩大，赤县神州（九州、中国）仅仅占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其外还有八十州，加上裨海和瀛海，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更小。中国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偏于东南隅的一个小州，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称号也不再贴切符实。这样的认识表明，邹衍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已经大大丰富，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客观。然而，这样的新认识对以《禹贡》九州构架起来的天下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不为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笃信儒家经典的学者。

图2.邹衍“大九州”示意图

司马迁说邹衍大九州说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昭帝时文学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就因为秦始皇信奉了他的学说，结果造成“亡其三十六郡”“而失其州县”的覆灭下场。王充也说邹衍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此言殆虚。地形难审”。由此可知，汉代人一般都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荒诞不经，不采信其说。但是采信者似乎也不少，如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和文学还说秦始皇也信其说。[45]

然而，若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天子县内”的观念成于先秦，即便是在郡制普遍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仍然是主流观念，并一直流行至汉。例如，《管子·山国轨》：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桓公曰：“行轨数奈何？”……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46]

《商君书·垦令》：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47]

《管子》《商君书》虽然成书年代有疑问，但不应晚于战国。另，《战国策·魏三·秦败魏于华走芒卯》：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48]

此外，如《吕氏春秋·孟夏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高诱注：

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49]

再如，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及高诱注。再如，《吕氏春秋·季秋纪》：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高诱注：

百县，畿内之县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攒，五攒为鄙，五鄙为县，然则谓县者二千五百家也。[50]

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仍沿用了这一说法。文曰：

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

高诱注：

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官吹笙竽，习礼乐。飨上帝，用牺牲。合诸侯之制，度车服之差，各以其命数也。百县，圻内之县，言百，举全数尔。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然则县二千五百家也。[51]

成书时间不详的《礼记·月令》记载也大体与两书同。

上述文献中，均是天子或国—诸侯、百县的模式。也就是说，天子封诸侯，而直接统治的是百县。即便《管子》《商君书》成书稍早，但《战国策·魏策三》和《吕氏春秋》所载均是秦始皇统一前夜之事，由此可以确定，当时对秦始皇改制起决定影响仍是“天子之县内”的王制观念。

五 结语

“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王制》云“县内”为“王畿”，即“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已经实现王制（天子之制），遂进行一系列改制、改称号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将“王室”“公室”改为“县官”，取天子居县内、官天下之义。战国秦汉时人所说的“天下”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国家=九州。广义的天下=四海之内=海内。《礼记·王制》“四海、流（荒）、九州、县内”观念的形成可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其下限当在县制已经形成、但郡尚未成为县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时期。其社会基础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实行分封制，即天子将大部分国土分封给诸侯，自己仅统治王畿地区，王畿在国都外采取设县统治。换言之，“王制”是分封制下王畿制度与县制相结合的产物。第二，当时人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东面已达大海，但北、西、南三面的活动范围都不会太远，与中原以外地区的交流也十分有限。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以及交通的发达，对外交流增加，对世界范围的认识也随之扩大，故而产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中国的疆域在世界之中仅占八十一分之一。但由于《礼记·王制》和《逸周书·作雒》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经，不可撼动，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依照这一王制观念，将新王朝和自己的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自己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附记：张奇玮同学在核检资料、绘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致谢。

[1]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一五《杂守》，中华书局，1993年，第975页。

[2] 《史记》卷七九《范雎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2926页。

[3]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2页。合集在注释中又加引《墨子·杂守》。

[4] 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统计。

[5]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524、2525页。校勘记第23条夏家：殿本作“夏官”，凌本作“夏者”。张文虎《札记》卷四：“此二字疑即上文‘官者’二字之误衍。”（第2529页）

[6]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3页。

[7] 《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第3323、3324页。

[8] [清]刘宝楠：《愈愚录》卷四，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笔者标点。

[9] [清]郭嵩焘着，邬锡非、陈戍国点校：《礼记质疑》卷五，岳麓书社，1992年，第139页。

[10] 〔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伍）》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62页。

[11] 赵伯雄：《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1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3] 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此后在公布的第一册释文中简号改为8—461。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释文据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14] 游逸飞说：“秦更名方似乎揭示‘县官’指涉皇帝、朝廷，为秦始皇的创举。‘王室’本指统治者之私家，在家国难分的周代，‘王室’自然具有政府、朝廷的意涵。‘县官’既取代‘王室’，便继承其意义。这就是‘县官’为何既指皇室，又指政府的缘故。”（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秦简牍合集》注释：“今按：里耶秦简8—455：‘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其中的‘县官’或指县级政府，或指各级政府。简文‘公室告’似指官府按规定可受理的告诉。‘非公室告’指官府按规定不可受理的告诉，即法律规定不予接受的告诉。”（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2页）

[15] [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2页。

[16]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9页。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778页。

[18]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9—260页。

[19]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8页。

[20]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3086页。

[21]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1页。

[22]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193、243页。

[2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3—304页。

[24]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

[25] 关于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范围内都有丰富的研究史，此仅列举数种：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T'ien-hsia and Kuo，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1，No. 4，(Aug.，1952)，pp. 447-451；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観念—政治思想史的試論》，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6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産生地域》，其着《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童书业：《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其着《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1980年。〔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较史の视点から》，校仓书房，2003年（中译本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

[26] 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历来有很大争议。徐喜辰曾总结为七说：孔子门徒所撰说、六国时人所撰说、二戴据古礼所删说、二戴所传说、二戴据《曲台记》所删成说、汉初诸儒编定说、东汉末年说。主流观点认为，其独立成书或晚至汉代，但其中保存着许多先秦时期的材料，其史料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周礼》《仪礼》。参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中华书局，2016年第2版，第1-7页，“前言”作于1994年9月。关于《王制》篇的成书同样也有多种说法，受篇幅所限，笔者不详述。由于《礼记》及《王制》篇的成书问题甚为复杂，本文无力涉及，但根据本文所引传世文献和新出材料，至少可以证明《王制》篇的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

[2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8—470页。

[2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六《王制第五》，第476—478页。

[2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二〇《王制第五》，第580-586页。

[3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第461-462页。

[3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四《地广》，中华书局，2015年，第229-230页。

[32]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165页。

[33]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七下新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电子版。

[3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五《作雒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32页。

[3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页下栏—第286页上栏。

[36]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古制》，中华书局，2010年，第492页。

[37]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38]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玄注：“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四县为都，方四十里……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一一《地官司徒·小司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39]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849—2849页。

[40] 王利器原断作逗号，此为笔者改。

[41] 王利器原断作句号，此为笔者改。

[42]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九《论邹》，第613—614页。

[43]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一《谈天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473—474页。

[44]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四《难岁篇》，第1019-1020页。

[45] 关于邹衍大九州的研究十分丰富，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邹衍九州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245页（原刊1936年）；顾颉刚：《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期；常金仓：《邹衍“大九州说”考论》，《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高建文：《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胡阿祥：《赤县神州：邹衍的海陆世界》，《唯实》2016年第10期；等等。

[46]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山国轨》，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2—1285页。

[47]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48] 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二四《魏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5—1366页。亦见《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4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战国纵横家书·须贾说穰侯章》，中华书局，2014年，第226页。

[49]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86页。

[50]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195—197页

[51]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419页。